隨著眾人踏入創傷加護病房，那張熟悉的輪廓上，曾經炯炯有神的雙目被紗布蓋住，平穩的呼吸來自幫浦；高瘦的身軀接上密密麻麻的管線，這條是來打點滴跟抽血的，胸前三條是監測心跳，手指上的是血氧監測器，脈壓帶綁在胳臂上，一條條連向四周的機器，發出規律的嗶嗶聲。
原本該跟我同一班的戴大哥，因職務關係調到其他時段，因此對他的印象僅有爽朗的笑容和大剌剌的個性；有次季節交替罹患感冒，被他打趣說真是不中用，陳高灌個兩瓶就好了，這可是金門人才知的秘方。
那日傍晚接到電話，腦中一片空白，當下竟遺忘了最後一次見到他是怎樣的光景。聽說他與同事應酬交際，散會回途時樓梯上跌倒重傷不治，因為生前簽有器官捐贈卡，移植小組便將他轉回台大，等待宣判腦死後便要摘除器官。雪白大床上的戴大哥沒有外傷，微微上揚的嘴角像是睡得正香，顯得旁邊的機器線路是個死神的大玩笑。聽說聽覺是最後消失的，護士小姐們拿出卡片，哽咽的念出一句句祝福的話，直到泣不成聲。
志工的歷練讓我們學習如何安慰家屬，如何成為病患與家屬堅強的力量，卻沒告訴我們怎樣面對夥伴的驟然離去。理性告訴我該為了戴大哥驕傲，因為他將拯救好幾個垂危的病患；感性那一面卻希望他能醒過來，回到我們團隊裡繼續服務大家。探病時間結束，厚重的大門關起，鎮定的情緒終於潰堤，桂端抱著我哭成一團。那個晚上我們什麼事也沒辦法做，只能坐在急診室入口旁發呆，看著來來往往的車輛跟人群，上演著再熟悉不過的生老病死人生大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