隨著眾人踏入創傷加護病房,那張熟悉的輪廓上,曾經炯炯有神的雙目被紗布蓋住,平穩的呼吸來自幫浦;高瘦的身軀接上密密麻麻的管線,這條是來打點滴跟抽血的,胸前三條是監測心跳,手指上的是血氧監測器,脈壓帶綁在胳臂上,一條條連向四周的機器,發出規律的嗶嗶聲。
原本該跟我同一班的戴大哥,因職務關係調到其他時段,因此對他的印象僅有爽朗的笑容和大剌剌的個性;有次季節交替罹患感冒,被他打趣說真是不中用,陳高灌個兩瓶就好了,這可是金門人才知的秘方。
那日傍晚接到電話,腦中一片空白,當下竟遺忘了最後一次見到他是怎樣的光景。聽說他與同事應酬交際,散會回途時樓梯上跌倒重傷不治,因為生前簽有器官捐贈卡,移植小組便將他轉回台大,等待宣判腦死後便要摘除器官。雪白大床上的戴大哥沒有外傷,微微上揚的嘴角像是睡得正香,顯得旁邊的機器線路是個死神的大玩笑。聽說聽覺是最後消失的,護士小姐們拿出卡片,哽咽的念出一句句祝福的話,直到泣不成聲。
志工的歷練讓我們學習如何安慰家屬,如何成為病患與家屬堅強的力量,卻沒告訴我們怎樣面對夥伴的驟然離去。理性告訴我該為了戴大哥驕傲,因為他將拯救好幾個垂危的病患;感性那一面卻希望他能醒過來,回到我們團隊裡繼續服務大家。探病時間結束,厚重的大門關起,鎮定的情緒終於潰堤,桂端抱著我哭成一團。那個晚上我們什麼事也沒辦法做,只能坐在急診室入口旁發呆,看著來來往往的車輛跟人群,上演著再熟悉不過的生老病死人生大戲。